昭通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因此，新宪法秩序尽管已经成形，但关于这一秩序的宪法信仰及共识则仍有待论辩及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及其系统化是这一制度共识凝聚完成的重要一步。

另一方面，对投诉举报答复行为的原告资格来说，当投诉举报答复行为是行政行为时，它的相对人即投诉举报答复人的权利义务一定被实际影响了，因为这本来就是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26]也就是说，如果公民甲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那么公民甲的权益受影响本身就是行政行为作出的目的（目的指向性），行政行为本来就是带着影响公民甲权益的目的而作出的，因此只要判断是否是行政行为以及行为的意思表示对象，就可以认定相对人甲的权利义务受到影响或合法权益受侵犯。

也正因为这一逻辑的可能性，过去有学者主张用影响标准来统一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的观点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可以将以规划行为定位为牵连性阶段体系的中游。在投诉举报类行政案件中，原告往往会起诉两类行为：投诉举报答复行为。参见前注[7]，姜明安书，第133页。[21] 最后，为什么针对投诉举报答复行为司法实务会产生相当程度的混淆？这与过去实际影响权利义务→行政行为判断受案范围的逻辑有莫大关联。

这里有两种最基本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行为出发认定一个行政行为对谁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权利义务是可以实现的（目的指向性或意思表示理论），但从行为出发认定一个行政行为对谁造成了结果上的不利影响却十分困难，这是因为判断标准尚不明确。就原告资格来说，相对人受到行政行为法律效果侵害，遵从行为不法的逻辑，受案范围满足即意味着原告资格的满足。

也正因为如此，公法学说史上任何试图扩张相对人理论射程范围的做法都遭到了挫败，其概念极限至多只能到达实质相对人这一步。当然，笔者于本文中已给出解决这一疑难的方案：应当从规范预设的逻辑，运用规范形式标准来判断投诉举报答复行为是否是一种行政行为。[27]当然，这与行政法学上所谓的广义法律保留原则思路——依法的侵害行为合法，未依法的侵害行为违法——也是一致的。至于具体如何从行为结果出发认定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原告资格，众所周知存在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理论与保护规范理论的方法论区别。

该原理也被2014年我国《行政诉讼法》25条第1款所确认。换句话说，当受案范围审理完毕后，实际已得出两个结论：一个行为是否是行政行为和它的（形式与实质）相对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

区分两者，还是要回到行政法学中的行政行为原理上来，以学理来更加明确实定法的解释。关键词:  行政诉讼起诉条件 受案范围 原告资格 行政行为法律效果 实际影响权利义务 自除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后，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的关系存在相当程度的困惑。例如，有关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条件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4条第1款第6项条件规定，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前置审批，其审批决定是发给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书。[36] 当今，行政法学理论越来越开始反思过去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两级对立模式，逐渐意识到如果不将除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纳入到行政法律关系框架，会导致对现代行政法现象的还原失真，因而一种称之为利害调整行政法或分配行政的学理观念被提出了。

[33]例如，经典基本权利教义学强调基本权利侵害（限制）认定的目的性、直接性要件，实际上就仅是针对公权力行为的相对人。陈承堂：《可诉性理论适用的中国困境及其消解——以美国的相关经验为借鉴》，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10期。[7]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14页。当人们判断一个行政是否是行政行为时，要从构成要件出发去判断，这不仅是为了区分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而且是为了斩断循环论证的当然做法。

对此，《适用解释》第16条第2款、第17条第1款、第18条第1款实际已经涉及这一问题。[33]参见沈岿：《国家赔偿法》，北京大学出版2017年版，第83页。

因为实际影响权利义务标准是一种从结果出发到行为（权益受侵犯→行政行为）的逻辑顺序，这与原告资格中谁的权益受到行为侵犯的审查逻辑有何区别呢？也就是说，判断受案范围取决于A行为是否实际影响（侵犯）了起诉人B的权利义务（合法权益）。例如在杨金柱诉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复议案中，原告杨某提起的行政复议与诉讼对象是《行政处理告知记录》这一举报答复行为，并没有针对举报处理行为。

[52]参见徐键：《论多阶段行政行为中前阶段行为的可诉性——基于典型案例的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首先，从原理角度加以分析。对此，修改前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和修改后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将其定义为（具体）行政行为，并作出了实际影响权利义务的概念描述。笔者于本文试图揭示两者之间的深层关系，清除学理的模糊地带。比起为终局行为而做的各种准备和前提工作，行政规划的抽象程度就更高了。譬如，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14条第2款规定的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变更行政审批中，行政主体（证监会）所作的批准或不批准决定的相对人是谁呢？在这一情形中，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于基金管理公司甲、股权转让方乙（原股东）、股权受让方丙（新股东）三者之间，股权转让发生在乙和丙之间，甲是股权变动的目标企业，甲负责向行政主体申请批准。

在日本，早在美浓部时代，他就指出存在一种情况，即当前阶段行为已经确定权利义务，已经没有后续阶段时，应当认定为实质的行政行为（即可诉）。两者的相同点也很明确。

因此，该问题即可转化为：如何判断行政行为法律效果要件的成立与否？ 法律效果是否存在，即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权利义务效果是否存在的问题，笔者于本文中已经论证过，不可以用一个行为是否具有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权利义务的效果来判断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权利义务效果是否存在（循环论证），那么就要采用其他标准来进行判断。[5]有限的研究，参见刘峥：《试论设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互动逻辑关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4期。

如果这种处理行为是作为性的，例如行政主体根据周边居民甲的举报，对乙工厂进行了罚款，处罚行为当然是在处理乙工厂的权利义务。[27]具体分析参见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

该条款虽然将行政行为相对人从利害关系人中区分出来单独对待（天然承认原告资格），但依然没有对什么是其他利害关系予以展开。因此，投诉举报答复行为的相对人一定是投诉举报人本身，当投诉举报人作为原告起诉时，他一定是起诉对象的相对人。又如，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类案件尽管依据的实体法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和我国《药品管理法》等，同时存在《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这一单独的法律规范，并且其9条与第19条明确规定处理结果反馈是一种法定行为。换言之，持成熟性立场的人看来，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应比学理上的行政行为范围更广，且这种广是垂直方向上的提前性。

[43]该思路也无疑是正确的。程序行为应当位于终局行为下达前最临近阶段，因此可以将其置于牵连性阶段体系中的中下游定位。

从学理角度来说，为什么要从结果出发倒过来判断行为，是因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因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是一种事实影响、事实效果或事实侵害（侵犯）,[41]并非相对人场合可以认定的法律侵害，因而不可能通过什么标准从行政行为因的方向出发去认定这种事实的果，所能做的无非还是依照侵权责任法上结果不法立场的思路，从一个行为的损害结果出发倒过来追寻行为本身的违法性。然而，有的时候立法者甚至采用了单独制定一部法规或规章的形式对某类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规范进行规范，法律规范中不仅包括受理程序、办理程序、办理期限，甚至明确规定对投诉举报的答复是法定行为。

也正因为这一逻辑的可能性，过去有学者主张用影响标准来统一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的观点就不难理解了。例如，77号指导案例涉及的《价格违法行为举报规定》14条就是如此。

其他利害关系人受到行政行为事实效果侵害，遵从结果不法的逻辑，原告资格判断需要另行从损害结果出发归责行为违法性。[51]概念的源头，参见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第318页以下。[10]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50]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站在功能主义的立场要求法院对受案范围认定的柔软化与扩大化，那么司法垂直介入的强化将会对水平介入产生深远影响——影响原告资格的范围。

那么，立法者必须通过立法的事先调整来设计一种集中争议处理模式或分节争议处理模式的解决机制。然而，这种思路是没办法解决结果不法问题的——因为没有判断标准。

从牵连性阶段体系的角度看，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53条第1款，在许可阶段利害关系人才能起诉并附带审查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做法，实在是为时已晚，对权利保障来说可谓流于形式。一方面，在终局性立场看来，整个行政过程的最后阶段，最终确定权利义务的那个行为才是行政行为，才可以进入司法审查，前阶段具备可诉性的条件是后续的断层，即只有在最后阶段不存在的情况下司法才可以提前介入。

[11]当然，笔者于本文中已经指出了实际影响权利义务标准判断行政行为的循环论证，因而这种观点是存在缺陷的。因此，所谓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直接利害关系或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依然是行政行为的果，而不是行政行为的因。